大部分干部的子女都是品行优良、思想纯洁，以公为先、与民友善。但也有极少部分“官二代”，思想不端正，仗着父辈的权势胡作非为
大部分干部的子女都是品行优良、思想纯洁，以公为先、与民友善。但也有极少部分“官二代”，思想不端正，仗着父辈的权势胡作非为，不仅欺压良善，而且还凌辱单纯的年轻女性，可谓罪大恶极，我们本期要讲的胡晓阳便是如此。
胡晓阳的父亲是胡立教同志，他是一位老革命，很早便开始从事反帝、反封建活动，1930年，16岁的他被编入红军部队，曾参加过多场恶战。后来因功被推荐到军校学习，主修无线电通讯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后勤部门担任机要员。1934年，他跟随大部队长征，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平安到达陕北，不久后又被选送到抗大进修。
抗战爆发后，他被派到新四军中工作，当时虽然国共双方已经重新开启合作，但国民党始终对中共怀有戒备之心，有些关键情报不愿和中共分享，这导致我们一直非常被动。胡立教为了改变这一局面，与战友们一起日夜监听国民党军的电台，靠着土办法一点一点破译对方的暗语，最终成功掌握了对方使用的密码体系，由此获得了大量关键情报，有力的支援了新四军的对敌斗争。
1940年，他发现重庆方面与安徽的国民党军联系密切，他觉得其中必然有蹊跷之处，因此立即向叶挺同志发出警报。但可惜的是，由于一些特殊原因，叶挺将军没有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。1941年，新四军主力在安徽南部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，伤亡了数千官兵。胡立教当时正跟着一纵队警卫连行动，他背着电台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，好几次都差点被流弹击中。好在最后他成功穿越封锁线，回到了江北根据地，也算是虎口脱险。
解放战争时，他被调到华东局工作，主要负责配合野战军打击反动派武装。建国后，他辗转多地任职，至1981年已然升任上海市委高干，主管政法工作。因为平时工作比较繁忙，他顾不上管教儿子胡晓阳，缺乏约束的胡晓阳由此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格，凡事肆意妄为，上学期间经常找茬打架，而且还数次顶撞老师和校长，师长们摄于胡立教的身份，也没有对胡晓阳施加任何惩罚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任他继续为非作歹。
大学毕业后，胡晓阳被分配到一家报社当记者，在此期间，他结识了其他几个品行不端的高干子弟，这群臭味相投的家伙很快便成为“挚友”，经常约在一起喝酒、唱歌、打台球。有一次，一位陈姓“官二代”提议去找几个女孩子“玩玩”，胡晓阳马上予以附和，他随后以记者的身份，诱骗了好几个无知的少女到一处偏僻的民房中，紧接着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强行与对方发生关系。
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，胡晓阳又陆续侵犯了数十位女性，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。一些受害者知道他是高干子弟，不敢招惹他，因此选择息事宁人，但也有部分受害者咽不下这口气，就想讨一个公道，于是鼓起勇气，写了一封信给公安部门，举报胡晓阳犯有流氓罪。
公安部门深知此事牵涉重大，也不敢擅自做决断，所以将相关情况汇报到公安部，公安部又打报告给胡耀邦同志，请求他下达指示。胡耀邦得知胡晓阳的所作所为之后，怒火中烧，直言这些高干子弟罪大恶极，必须要严肃处理，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交代，邓公也支持法办此案。公安部在得到明确回复后，立即做出响应，要求上海市公安局全力侦办此案，不能放跑一个犯罪分子。
不久之后，公安干警上门逮捕了胡晓阳，但胡此时仍旧很嚣张，拒绝配合审讯，一直叫嚷着要见父亲。审讯人员告诉他，党中央下命令了，要严办此案。胡晓阳闻讯后一下子愣在了原地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另外一边，胡立教得知儿子被抓后，一时情难自已，潸然泪下，虽然万分悲痛，但他还是保持了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性和底线，没有干扰司法，徇私舞弊。
3个月后，上海市一中院召开公审大会，当着诸多围观群众的面宣读了胡晓阳的罪行，并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。随后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被执行枪决。群众们无不拍手称快，直呼党中央英明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，否则必定会受到严肃处理，新中国不讲特权，也没有特权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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